近日，由我校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办、我校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协办的“数字新实践”系列活动第二期在线上成功举办。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数字平台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舫围绕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自身经历，分享了“从社群到空间——数字文化研究的路径思考”。讲座由我校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6165cc金沙总站百人计划研究员黄清主持，观众包括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老师、同学，在线观看最高人次达166。

文化社群中的身份界定：谁是粉丝？

在讲座伊始，吴舫老师从粉丝追星的具体实践出发，讨论了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主体复杂性、关系复杂性、连结方式的复杂性、情感复杂性。

在带领同学们深入了解媒体环境变化的背景后，吴舫老师从“身份”（identity）这个社群视角的核心概念切入，结合“粉丝群体”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展开讨论。吴老师首先通过亨利·詹金斯提出的“文化盗猎者”概念，引入粉丝群体和参与式文化。在此基础上，吴老师提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1、如何界定粉丝和普通观众之间的区别？2、如何界定粉丝和关注者？3、针对传统的粉丝社群和原子化的、个人化的粉丝，研究视角应该如何放置？

对此，吴老师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在数字化视频播放平台的发展下，粉丝和普通观众的身份界限更加模糊，同时随着群体的不断细分，粉丝和关注者之间的界定也更加困难；其次，传统社群和原子化趋势同时存在，在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其复杂性。

在生动讲解完“身份”这个概念后，吴舫老师开始对“社群”进行剖析。她认为社群是具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准入机制、职能分配的群体，群体归属感是一个社群得以维系的重要因子，即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结能够有效地运行一个社群，但她也提出这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除此之外，她再次强调了成员身份（membership），认为社群存在明确的边界性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吴老师在讨论社群和其他affiliations的区别时，提出“如何寻找到社群？”和“豆瓣小组一定是粉丝社群吗？”这两个非常具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同时，她还提到，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圈取”正在逐渐取代“社群”。

空间的崛起：研究文化实践的另一个视角

理清了“社群”这一视角，吴舫老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空间。她从Gee的“类缘空间”（affinity space）出发，对其中的突出特征进行了总结：在空间的视角下，人们更多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目标等意愿聚集在一起，而性别、种族、阶层等不是重要的因素；同时，“新手”和“大神”共享同一个空间，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参与其中，去中心化的领导或管理模式使意见领袖弥散于空间各处。

吴老师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帮助观众进一步理解“空间”，“演唱会结束之后会有粉丝聚集在停车场里，这不是有组织的，而是自发的”，这时的停车场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准入机制的社会空间。因此，从空间出发，可以将参与程度不同、关系不同的粉丝群体都纳入一个更大的讨论范畴。

“社群和空间”还是社群到空间

最后，吴舫老师探讨了社群和空间的差异以及两者的关系。她提出“家庭舞会”和“广场舞”两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分别用于理解“社群”和“空间”，从多个方面比较了这两个视角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吴老师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即动态变迁的空间。青年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数字化平台的广泛搭建激发了文化实践者的数字劳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文化群体的多元性，以及媒介技术、社会治理和文化空间的互动。同时，吴舫老师反复强调，当下社会空间和社群仍同时存在，在进行研究时需要考虑到两个视角和研究的适配性。

最后，观众和吴舫老师就虚拟社区、中国文化故事的海外传播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数字文化实践和研究的影响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