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鲑鱼，用力击打着的急流，只为回到它们生命的源头。

        本周五播放的电影《汉娜·阿伦特》讲述的就是一个拥有智慧还有勇气的女哲学家的故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受《纽约客》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现了分歧。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民意汹汹，亲友不理解，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急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证明人的尊严在于思考。

        最后汉娜决定反击，一席演讲精彩绝伦。正如她说，理解艾希曼绝不是为他开脱，她关心的是什么让一脸老实的艾希曼坚持自己没有犯罪。他不认为自己是屠杀500万犹太人刽子手。”正如另一个高级纳粹分子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于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所哭诉的：“我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这些言辞虽然不能为他们洗刷滔天罪行，但它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挑战是极为有力的。至少，汉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路径：在一场有共谋意味的民族性犯罪里，个人承担罪责的最后限度在哪里？艾希曼不是普通的罪犯，他的暴行是否普通的法庭可以审判得了的？

        所以汉娜认为艾希曼所犯的罪不是对犹太人犯罪，而是对人类犯罪。

       艾希曼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这个辩护在普通情况下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艾希曼作为一个成年、健康而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每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而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赫内的《党卫军》一书记载了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他说：“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也就是说，每一个纳粹都是有理性的，有正常的选择能力，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更有意思的是，纳粹的刽子手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不乏正直和道德的公民，杀害犹太人在他们看来只是忠于法律的工作。想想，一个平时循规蹈矩的人，却能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对几百万人的鲜血而无动于衷！理性和非理性会如此奇怪而和谐地统一在艾希曼等人身上，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

       汉娜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艾希曼他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丧失了思考，成为了精致的杀人机器上最快的刀锋。思考是人之成为人的根本，丧失了思考的艾希曼就是平庸之恶下的牺牲品。

        之后影迷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对日益分工细化的社会产生了担忧，担心人会被流水线式的社会异化；有人提出了“文革十年”对人的异化，那些红卫兵同样是平庸之恶的傀儡；有同学探讨制度本身到底是平庸之恶的克制还是帮凶的。也有同学探讨了民族主义的极端就是反人类，反思我们日常对邻国的态度。

        汉娜·阿伦特她思想的价值在于她超脱了民族，时间，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类社会思考的问题。最后片中所说善与恶成为汉娜一生思索的问题，而本片也成为所有影迷朋友审视自己还有人类社会的思考之镜。

 （图文：李增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