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记者节，当我们的微信圈正刷屏为记者庆贺的时候，许多记者正在奔波的路上，我们说的再多，在记者眼里，还不如做的实在。

        杭州的天气最近冷得很快，西北风暂时吹散了北京的雾霾，《经济参考报》的总编杜跃进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令人愉悦的蓝色，在昨晚8点半匆匆抵达杭州，第二天他在传媒学院有个“卓越传媒人大讲堂”讲座，为此他准备了4个小时左右的PPT，想和学生们聊聊自己眼中的财经新闻。

        杜跃进1986年开始进入媒体工作，一干就是28年——8年在《瞭望周刊》，14年在《中国证券报》，6年在《经济参考报》，现任新华社高级编辑，《经济参考报》总编辑，也是我们传媒学院的课外导师。

         杜跃进很早就有读报纸的习惯，做记者的想法自然存在了很久，并且很坚定。大学本科是中文，研究生学了新闻，毕业以后被要求留校，但是他心里不愿意，“还是想去一线干点事情”，于是他借着实习的机会，便“一去不复返”留在了媒体。

       “什么是财经报道？”杜跃进开口第一个问题就抛了过来。

      “解说股市！”LY同学的回答直击要害，说中了财经报道的狭义概念，杜跃进曾经工作过的《中国证券报》做的就是股市投资的报道。

       其实，财经报道有很久的历史渊源。当年华尔街日报的前身定位就是做“船货报价单”，港口码头卸下什么货马上传到市场，市场马上做出反应，才有可能抢得商机；路透社前身定位是“飞鸽传信”，战争年代卖国债，仗打赢了那么国债回馈利率或许会翻倍，若输了则亏本，所以战场的实时动态消息显得十分重要。

       在中国，财经报道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说战争时期战地报道是最高境界，那么和平时期记者们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财经报道。”这个观点或许有人不敢苟同，不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的政策，确实把经济发展的问题放在了视野的中心位置。

        财经即财政经济，涉及经济、财务、会计、投资、金融、国贸、税务等诸多方面，财经报道的核心是金融。那么金融是什么？

      “金融是货币的流通与转换，可以说是动态的货币经济学。”因为货币的跨时空运作，就产生了增值的需要。杜跃进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叫做《金融的逻辑》——这本书是一个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写给她女儿的，用最简单的说明方式把金融的世界展示给女儿。

        杜跃进将财经报道分为了七个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放在最基层的是市场行情，往上依次是产品、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以及最顶端的思想。“经济参考报做的是中观产业及以上的内容，会涉及到少部分企业的报道。”

        今年4月17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两次举报宋林的正是《经济参考报》的记者“王文志”，不过他是以个人名义进行举报。杜跃进说这种记者都很有个性，不会轻易屈从压力，“我对他们深度批评性的稿子，一面采取严格把关，一面让其做下去，毕竟这样的记者太少了。”

       “市场和计划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又问。

       “价格。”本科是国贸专业的M同学脱口而出。

       曾经，我们过的是量入为出的生活，改革开放后市场有了地位，到如今，市场已经处于决定性的位置，政企分开，生产有了活力，经济能力也开始提升，我们需要管理自己多余的资产，变成消费者和投资者，产生了对信息的需求。

        “那么，什么是信息？”关于信息，有100种定义。

         中文系毕业的他，引用了哲学领域的解释：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消除。

        市场信息太过复杂，眼见不一定为实，更何况口头的保证。杜跃进举了广州房地产的例子，当时深圳的房产已经涨到了几万一平，广州市还是万元以下水平。市委书记或许是政绩需要，竟向群众们打了保票：“房价绝对不会涨！”，结果几年后，广州房产价格领跑全国。

       虽然互联网的兴起在技术概念上消除了信息沟通的壁垒，但是信息的交换是彼此主动的过程，能不能给，给多少，不是渠道完善了就能够解决的。报纸有大量的社会资源，有实力获得或者确认信息，也有能力做科学的预判，“财经新闻致力于做增进市场透明度的报道。”

       “涨不涨，不是听人一句话，需要自己的判断，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就是缺乏这样的能力，这时候就需要靠谱的财经信息来做参考。”

        2001年ST深华源（现在变为沙河股份）的大盘波动相信经历过的人没法忘记，2000年一整年还在做预亏公告，大盘一路下跌，到2001年4月竟然变成了预盈公告，股票一路飞升，有4块差价之多。《经济参考报》对此分析，判断其为操纵股市，做了一篇报道名为《ST深华源：可疑的公告蹊跷的走势》。“当时公司来人公关，让我们撤稿，但是我让他们说明股市变化的原因，没有回复，那就把文章发出来了。”

        “政经报道对上级负责，财经报道对受众负责，区别两者的标准就是报道的视角。”

       杜跃进提到自己最先工作的《瞭望周刊》就是典型的传统经济报道，做的是政经新闻，眼睛是向上看的。而财经报道的眼光至少是平视的，对受众负责，考虑到受众的利益需求。

       杜跃进拿经济日报和华尔街日报进行比较，前者的定位毫无疑问是政经报道，而后者对自己的定位是“八年级及以上的学生都能看的报纸。”把群体的年龄段放得很低，做的内容肯定容易读懂，但是专业人士也能够有所收获。

       如果有人对你说“阿里今年有500亿的收入。”这个信息似乎对个体影响不大，但如果说“阿里赚了500亿，打算给10%的天猫用户发100元红包。”，这条信息就与我们的利益相关了。

      “ 我认为财经新闻的性质是由视角决定，而非覆盖领域决定。”杜跃进认为我们给房地产老大做个访谈不算是财经报道，只有研究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股票、财务报表等等与财经相关的东西，才算是财经报道。

       “我们财经报道有两类受众群体，一类是专业受众，即那些专事投资或资本运营的人或者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公司；另一类是非专业受众，需要管理自己资产做理财的个体，大多不具备专业知识背景。”这两类对于财经的信息都有需求，“财经报纸文章要写得好，必须做到专业的看了能解渴，不专业的看了能明白。”

       “用财经的视角看问题，至少这个时期，会更贴近本质”

        如果要简述财经报道做的事，那就是“报道价格怎样波动，资金怎样流动。”而如果把这些解释清楚了，我们能够发现一些迹象，做出一些预判，对一些发生的事情也会有更好的理解。

       “为什么美国愿意花那么大代价在中东发动战争？”这个原因很明显，就是石油，而石油的储备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不知道各位是否听过“克强指数”，不用怀疑，就是我们的李克强总理。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在2010年推出这个指数，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我们李克强总理看中国经济形势，看这三大指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如果对外宣称经济增长迅猛，但是实际工业用电量在下降，这基本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其他两个指标也是这样的道理。

       杜跃进打趣说，在他们的办公室，所有的经济现象在编辑眼里就两个性质——“利空”和“利多”。所谓利空，就是能够促使股价下跌的信息，利多则反之。或许这样的职业敏感在我们看来还无法习惯，但是或许只有自己走上了这条路，才会有所体会。

文/林琰旻